理论框架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框架

2.1.1 互文性理论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源于拉丁文intertexto，意为编织混合。在文本分析中，互文性聚焦于特定文本与其它文本间的联系，意指某一文本的建构源于其他的文本，也被称作文本间性①。一般而言，广义文本之间的交织渗透就是互文性的体现。

现当代学术意义上的互文性理论诞生于二十世纪前中叶的欧洲。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符号观是互文理论的重要源头。索绪尔认为，所有语篇其功效都是不能独立发挥的，文本的解读与构建需要借助单一文本之外的更大系统。

互文理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是巴赫金（Bakhtin）的语言观。巴赫金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符号系统，受索绪尔影响的他认同符号学原则，也认为符号本身具有随意性。在巴赫金影响下，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概念，她对互文性是这样解释的：“任何语篇的形成都是对于引用语(quotations)的镶嵌再加工(mosaic)；任何语篇的形成都是以对其他语篇的吸收和转换为基础的。”克里斯蒂娃并不认同语篇完全是其作者的产品的观点，她认为单一语篇的生产离不开与其他语篇的相互作用。此外，巴特(Barthes)也对互文性理论进行了阐释。巴特提出，在作者创作文本的过程中，对此前已存在的文本的相关指涉就是互文，这种指涉关系会引导读者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运用已有的对相关文本的知识与感知。

总体而言，互文性指的是不同文本间的关联，可以表现为一种有意安排或无意出现的手段或技法，是沟通具体的单一文本与广泛的其他文本、作者与受众的桥梁。

互文性这一概念发展运用至今，其定义早已由克里斯蒂娃提出的单一角度逐渐向多元角度发展，互文性的研究也由理论研究扩展到了应用研究，尤其是在文本分析方面。虽如此，国内外各领域的不同学者对互文性的定义与分类还是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解与看法，对互文性的意涵范围也多有争议。但这些并没有减弱互文性理论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其在翻译理论、文学批评、文化整合架构、跨学科研究等不同领域特别是前沿、交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正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注意到。

2.1.2 视觉文化理论

从人类诞生以来视觉就是人类最主要的信息获取途径，由此视觉认知的规律也一直被中外研究者所关注。但真正使“视觉”与“文化”相连，并进而形成一整套视觉文化理论体系，却是上世纪中叶以后拜现代媒介的强大力量所赐。随着理论与实践的迅速发展，视觉文化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宽广，早已超越了“图像”的局限，更加综合化、系统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视觉文化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出现了许多理论与学派。1972年迈克尔?巴克桑德尔(Michael Baxandall)的艺术史著作《十五世纪意大利绘画与经验：早期绘画风格史》中首先提出了“视觉文化”这一术语，它被描述为一种集合了文化、媒介、艺术、历史、性别等多领域研究于一身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各种关于“视觉文化”的定义出现在大批相关的多种书籍中。

这其中，米歇尔指出了视觉文化研究的主要范畴，即“符号、身体、世界”他认为视觉文化研究不仅应包含人文社科领域的相关概念、知识、规律，还应包含自然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相关知识及其应用。他还认为语言与视觉文化间存在着强烈的天然联系，语言与图像并非全然的割隔，心理形象与词句形象也是视觉文化必然的研究对象。

“图像转向”的趋势一是指人文学科的研究重点开始从语言转向图像这种非语言表征，二是指现当代文化中各种图像景观生产的逐渐兴盛，进而引起公众对“图

像兴起”的各种反应：享受、顺应、恐惧、担忧甚至抵制①。视觉性的生产与接受活动是上世纪不少研究者的学术焦点所在，由此也启发了当下的视觉文化研究，引发了“图像学的复兴”。

总体而言，视觉文化的最显著特点就是相较于其他感知对视觉感知的重视，研究核心主要是这种重视产生的原因、作用的规律，以及这种趋势在现当代的迅猛发展及其背后隐藏的东西。

在此领域不得不提的是迪克斯的《被展示的文化》与厄里的《游客凝视》两本著作。迪克斯在《被展示的文化》中指出文化正在被“可参观化”生产，在被主体化、压缩化，在此过程中文化的本来样貌被改造，文化成为一种商品，成为消费语境中一种不真实的“再现”。厄里的《游客凝视》指出正是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间的权力关系导致了“看”与“被看”的“凝视”关系，这种“凝视”与整个旅游产业密切关联，给予旅游者一种与日常不同的异样体验，这种体验是对不真实的、被再造的场景的臆想。

综合而言，当下随着移动网络以及虚拟技术的迅速发展，视觉性导致的对“美化的显现”的强烈需求正愈演愈烈，同时各种展现视觉元素的新手段也层出不穷，这些都在推动着视觉文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1.3 地方性理论

“地方性”这个概念的核心意涵是指一个地方区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性，由此核心引申出对地方性的不同理解与讨论。国内学者在对西方人文地理学中的“locality”这个词翻译时有不同的译法，有译为“地方性的”，有译为“本地性”的，有译为“地域性”的，有译为“在地性”的，还有译为“地方场域”的，但在其他文献中国内学者对“地方性”“本地性”“地域性”“在地性”几个概念的所指又各有所异，内涵也不尽相同。本研究所依据的地方性理论更多的是基于对不同国内外文献中有关“locality”“地方性”“地方（place）”的相关理论的整合。

地方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球化、中心化的加剧而产生、兴起的。在全球化过程中地方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范围，其外延与内涵是动态变化的，地方性体现在地方的独特所导致的其与外部、中心间的连接与流动。地方在全球均质化过程中并未被消灭，地域独特性使得一些地方在全球化过程中反而愈加凸显。

一些学者认为地方特质与地方文化的形成过程是内生的，根植的认同体验建立了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由此而言地方（place）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范围，而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实在②。由此而来的地方性研究更多的是探究地方感知、地方认同、地方依恋等人与地方的关系是如何建立、如何维系、如何变动等的。另一些学者认为，“地方（place）”并不完全等同于“地方性”，“地方性（locality）”更多的不仅仅是指区域的物理存在，而是指地方与中心、焦点、全球的对立与联系，强调的是全球化过程对地方的再生产与重塑，强调地方与广阔的社会关系的混在性③。从这种思路出发，所谓“地方性”是“地方”相对于强势的“中心”而言的弱势的体现，是不均衡性所导致的不同分布等级，是由“地方”外部的资本、政治、军事、文化等力量所塑造、强加的，而不是“地方”内生的。

现有的地方性研究大致聚焦于以上两个方面：前者关注地方的独特和人与地方的联系之间的关系，如地方感、地方性知识，及由此而来的对地方的感知、认同、依恋等等。后者关注地方的独特如何由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非自然因素所构造，关注地方性相对于整体性或曰全球性而言何以存在：如以何为参照，即地方性是以什么为对比参照才体现出来的，什么力量决定了以此为参照；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即谁处于中心，谁处于边缘，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中心与边缘在不同层级中的转换，这种关系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分配，这种关系是如何构建、强化、变动的；何处是地方性的边界，这种边界产生的原因；地方的独特性是如何被非自然因素体现、构建、变动的。

地方性“与当地人对事物之想象能力相联系”②，地方性由地方的独特而来，地方意象并非天然生成，而是地域内外复杂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互动的动态过程。

2.2 文献综述

2.2.1 互文性研究综述

（1）互文性的内涵、定义、分类在互文性理论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后，互文性的理论内涵不断发展，相关实践应用也不断丰富，但对互文性的定义与分类不同学者一直有着不同的观点，这也成

为互文性理论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热奈特和托多洛夫给出的对互文性概念的界定是从诗学与修辞学角度出发的。

热奈特采用了“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的概念并指出了“跨文本性”的五个主要类型：互文性、准文本性、元文本性、超文本性、原文本性。法泰尔将读者对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间关系的感知定义为互文性，认为这种感知是作品文学性构成的基础，强调文本读者的作用。

此外，在互文性概念由克里斯蒂娃首次提出和界定后，其他不同学者也从不同的学术角度给予了不尽相同的定义：一些学者认为互文性就是对源于其他文本的引用的再加工再镶嵌，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转换；从历时性角度出发的学者认为不同语篇间的语篇关系就是互文；其他一些学者则认为一个语篇中各部分语篇间的关系就是指的互文性；从符号学视角出发的学者认为，互文是文本作为一个符号体系与作为符号体系的其他文本及广义文本间的互动过程。更多的学者对于互文性的理解采取的是综合的态度，各种文本间、文本内联系均可视为广义的互文。

与定义相仿，互文性的分类在相关学术界也有不少争议。克里斯蒂娃最早提出互文性可以分为水平互文性(horizonta1)和垂直互文性(vertica1)。前者强调语篇之间平等的对话与互涉，后者更加强调的是语篇之间具有层级性的应答与引用。其他一些按照不同标准对互文性进行的分类还有：微观互义性与宏观互文性，显著互文性与构成互文性；被动互文性与主动互文性④；强势互文性与弱势互文性；积极互文性与消极互文性等。

（2）互文性理论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性研究

互文性强调的是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这种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的对关联性的感知、把握、研究与分析，使得互文性理论在提出之后在西方逐渐成为后现代主义广义文化研究中一种重要的工具与武器，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研究重心。除了理论研究，国外学者也将互文性理论应用到了许多不同的研究领域。

De  Beaugrandef和Dresslor  在其著作中将以互文性作为语篇分析研究的工具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说明与梳理；Devitt将互文性用于对税务会计师的话语、文风进行研究，指出互文性可分为体裁互文、参考互文、功能互文三种；Seizer探究了作者与读者在创作、解读文本过程中的互动，指出互文是沟通作者所设计的文本意图与读者所感受到的文本意图间的联系⑨；Bloom和Egan Robertson首次将互文性理论应用到教学语篇研究当中，研究了互文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此外，西方学者还将互文性理论运用于对翻译、图像、影视、建筑等其他广义文本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总体而言，国内互文性研究起步较晚，相对滞后，但近来发展较快，亦取得了不少成果。互文性理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早起主要以翻译引进国外知名学者著作为主，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之后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互文性的概念辨析、分类标准、与其他理论间的关系、在文学创作与文本解读上的运用等方面。新世纪特别是近年以来，国内互文性研究成果显著增加，既有理论上的深化发展，也有分析运用上的领域扩张。

理论方面，辛斌在一系列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互文性分类，其分类法特别是他对体裁互文的深入研究广泛地影响了其他学者对互文性的研究与运用；秦海燕分析论述了互文性理论的源起与流变，对比分析了相关领域国外学者的不同观点；黄念然等人亦详细梳理、比较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所指的互文性的不同范畴国内近年来互文性研究的亮点是互文性理论在对不同类型文本的分析解读中的广泛运用。大量学者从互文性的角度对翻译活动进行了探讨，例如秦文华综合分析论述了互文性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分别从历时性与共时性角度分析了翻译活动中互文运用的模式②；在翻译研究之外的其他领域，众多学者将广义的文本内外关联这一互文核心要义应用到不同类型文本的分析中，如李洁从互文性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后现代语境下的戏仿电影，任怡静探讨了电视节目的互文性[35]，等等。

总体观之，互文性研究在国内尚属前沿领域，国内相关研究虽起步较晚且尚少有系统性的理论突破，但借助互文理论多角度、多样化地研究不同类型的广义文本

的应用性研究成果已越来越丰富。

2.2.2 城市形象宣传片研究综述

国内外不同领域研究者对于不同类型城市形象宣传片的研究成果很多，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一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探讨城市形象宣传片的构思创作手法、创新创意途径、对城市形象构建的作用等。此类研究数量众多，研究者从符号学、图像学、电影学、广告学、心理学、文化学等等不同视角，运用文本分析、多模态语篇分析、对比研究等手段，对城市宣传片创作中从主题呈现、创意表达到图文互动、剪辑节奏等在内的宏观、中观、微观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如有学者选取大量样本分析了我国城市广告片的创作方法，指出我国城市广告在制作创意上存在浅表、粗乱、雷同等问题，整体符号运用效果不佳①；还有学者从剪辑节奏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城市形象宣传片中合理运用节奏手段的方法与途径。

二是探讨城市形象宣传片与地域文化、生态资源、历史遗产等地理元素之间的关系。此类文献亦数量较多，学者多从文化学、民俗学、生态学、地理学的视角考察地理元素与城市的媒介呈现间的互动。如陈卓通过对西部五座城市宣传片的分析指出了城市宣传片对民俗文化底蕴挖掘的不足，而这种不足又进一步影响了城市形象宣传片创意的呈现③；又如朱建德以绍兴城市形象片为例探讨了城市形象宣传片对域内文化元素进行传播的途径与方法。

三是从传播效果角度探讨城市形象片在传播策略、媒介选择、投放密度、受众反馈等方面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如陈奕、周园芳在对城市形象宣传片的传播策略、传播渠道进行研究后指出，国内城市形象宣传片投放渠道狭窄而又表现形式相对单一，极大地限制了其传播效果；文春英等学者则选取了在中央电视台三年内投放的所有城市广告作为分析样本，综合分析了其发布方式的各个方面，指出减损城市广告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导向、新闻思维等对城市广告的限制。

四是从批判的角度对城市形象宣传片所进行的研究。此类研究相对而言数量最少，但大多具有相当深度的学术分析。如梁婷婷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城市形象片是空间生产的结果，是对实在信息的人为选择与说服性呈现，它们选取了异域的他者作为视角，表现的是当地政府的意见控制。

以上分类只是一个粗略的划分，各类文献间并非相互隔绝，各学者的研究兴趣与理论视角也多有交叉重叠，研究结论或建议也有不少相互佐证之处。但统观城市形象宣传片研究的相关文献，系统、专门地从互文性视角对宣传片文本进行解读的还很少，这也是本研究的选题原因之一。

2.2.3 地方性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基于“地方（place）”概念而来的地方性研究较为丰富，多聚焦于地方特色、地方资源的呈现、流变、开发、保护，聚焦于地方相对于他处的各种地域特色对本地人及外地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旅游开发、文化传承、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作用，关注地方感知、地方认同、地方依恋等人地情感，从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不同角度强调了内生的地方性对社会、经济、自然、文化、政治、科技等不同其他方面的影响。

但国内学者基于“locality”所指“地方性”——即由权力与分配关系所架构的外生地方性——研究的著述较少，近年来在一些文献中仅部分有所涉及，仅在部分论述基于“中心——地方关系”的分析中探讨了地方性形成、变动的机制。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于地方性研究的聚焦多在于分析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流变，分析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不同学科中“地方”“地方性”“地方感”等的区别与联系，分析地方认同、依恋等对地方性形成、维系、变动等的作用机理，关注地方感知、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地方性的内生性与外生性等方面，如唐顺英等学者对曲阜地方性形成、塑造过程的分析。这方面国内相关研究较多，结论涉及不同学科的不同方面。如魏雷等学者借助具体案例分析，辨明了地方性的构建要素、变动原因，指出了资本、全球化、旅游产业开发、本地文化实践等因素对地方性构筑、表征、变动等的影响，并具体阐释了这些因素施加影响的途径；卢坚强通过对典型电视纪录片作品进行文化解读指出为了显现地域独特性必须强化地方性在作品中的呈现。

境外学者对“locality”所指地方性研究多与全球化、资本流动、文化批判相关联，指出地方性对具体地域、社群认同的重要意义，提醒人们警惕资本、政治、全球化、中心化对地方性的消减。如王志弘等借助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概念，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与地域性（locality）之间的关联，指出文化形式对二者关系的重要影响，认为“垄断地租”在地域性与全球化的互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萧百兴强调了空间实践中地域性（locality）构建的重要与指导意义，认为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应更加注重地域性相关方面的构筑与强化④；Nurit Alfasi等学者从城市研究的视角出发，指出本地因素与不断推进的全球化是影响城市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相关多方面的互相制衡又相互渗透的一组对应的二元力量，并深入分析了这二者的多方面多层次动态互动对具体城市施加影响的复杂机理